喜欢听音频的朋友可移步喜马拉雅，搜索《通俗西藏史》，老布充满大碴子味儿的口音，将扑面而来！
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您的老朋友，藏史德云社的老布！
上期咱们讲了，大非川之战的两个主要背锅侠——薛仁贵和郭待封。
那么除了这两位以外，您觉得还有谁应该分点锅背呢？
这就是这期咱们要讲的内容！
大非川之战以后，薛仁贵和郭待封作为主要负责人，被唐高宗“减死除名”，算是留下了一条性命。
我估计李治是生气是生气，他在事后对薛仁贵说：“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，致使失利，肤所恨者，唯此事耳。”
也就是说，李治责怪薛仁贵的是怯战，而不是战败。但从心里说，李治可能是真不想杀了薛仁贵。
因为除了薛仁贵东挡西杀功勋卓著之外，他有过救驾之功。
654年（永徽五年）的夏天，李治巡幸万年宫（今陕西麟游县九成宫镇），薛仁贵护驾从行。
当晚突降大雨，山洪暴发，大水冲到了万年宫的北门，薛仁贵想进宫报信。但夜入皇宫可是死罪，于是他就爬到门框上向里面高喊，李治因此得以躲过一劫。这俩人之间也算有过这么一段香火之谊，但现在薛仁贵是唐军主帅，不管是不是郭待封违令不尊，薛仁贵都要为兵败大非川负主要责任。李治不想杀薛仁贵，郭待封、阿史那道真也就跟着捡了便宜，都一起减死除名了。
高宗的这个决定，还被之后的臣子好顿喷。
在第二次大非川之战后，李敬玄麾下的唐军败得更惨，结果太学生魏元忠就给李治写了一封上书，里面说：“夫赏罚者，军国之切务，苟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尧、舜不能以致理。……大非川之败，薛仁贵、郭待封等不即重诛，向使早诛仁贵等，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！臣恐吐蕃之平，非旦夕可冀也。”[1]
这意思就是说，该赏该罚得分清楚，分不清楚，就是尧舜来了也不灵。上次大非川之战，没杀薛仁贵、郭待封就不对，要是当时把这哥俩杀了，至于这次诸将都不拼死向前吗？我估计平吐蕃的事儿呀，难办啦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定的！
我其实一直都想知道，李治面对青海的崩盘局，有没有想过，他应该负什么责任？
要是有一天老布穿越过去了，我一定找李治聊聊这事儿。
聊完了，我回来告诉大家伙儿！
我们以前曾经说过，唐蕃战争相持了一百多年，谁都不弄死对方，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，双发各占了一半。
吐蕃占地利，唐朝占人和，天时两边都一样。
那咱们还用这个标尺，来衡量一下大非川之战。
先说天时，唐朝决定出兵的时间，是咸亨元年（670年）的四月初九，李治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。
按道理说兵贵神速，唐军应该马上开赴青海。要知道，苏定方平西域的时候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都从武威杀到喀什了。
可薛仁贵麾下的唐军，从四月开拔，七月才进入青海腹地。
要知道，这可是农历啊，按照现在说就是八月份了。唐诗里写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，也就是说离冬天，可就不远了。
要是那年下雪在早点，估计薛仁贵不会有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心情。
反过来说吐蕃，蕃军的主力本来就是吐谷浑、白兰羌、苏毗的部众，这可都是本地人，气候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。
在天时方面唐军完败，优势尽在吐蕃一方。
再来说地利的因素。
大非川地区的海拔，就按离青海湖比较近的切吉草原、沙珠玉河流域这个说法，也有三千多米，要是按照大河坝草原的说法，海拔都过四千了。
我不知道别人咋样，我去高原的亲身体验是，在海拔四千左右的地方是最容易高反的，过了四千反倒没事儿。
反正我是觉得青海玛多县特邪性，每次去都高反得死去活来的，现在我都是躲着这地方走。
薛仁贵麾下的唐军，拖拖拉拉走了将近四个月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他带着的主力是府兵。
也只有他一边走一边等着府兵赶来，才会这么拖拖拉拉走了几个月。要是带河陇边兵出征，这点路薛仁贵就是爬，也早爬到了。
李治时期的府兵和李世民时期的府兵，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。
贞观初期的府兵是真的强，当时做个府兵，不但免税，还有战功赏赐，老百姓都嗷嗷叫着要当兵。
《册府元龟》里记载，李世民征高句丽的时候，“有不预征名而请以私装从军者, 动以千计。”
这话就是说，想当兵没报上名，老百姓自己带着装备跟着唐军走，动辄数以千计。
这感觉有点，MD不让当兵，老子跟你拼了！
正是因为有这种强大的战斗欲望，李世民才能傲娇地说：“以我徒兵一千，可击胡骑数万。”
当时整个唐朝都在一种昂扬的氛围之中，李贺的诗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，可以看做是对初唐气韵的描述和向往。
不过到了贞观中晚期，当兵就不再是啥好事儿了。
随着唐朝的疆域越来越大，戍边将士的轮换周期从一年一轮，变成了两年、三年，甚至十年不换。
《太平广记》里记载，“随军击吐蕃，十年不还，其妻被迫改嫁。”[2]
戍边几年回不了家，老百姓就受不了了，各种逃兵役的手段层出不穷，甚至有自残肢体，称为“福手福足”的事情发生。
另外，士兵的地位，也快速地跌落。
初唐府兵制中的“兵”，其实是被视为“官”的，可以入“勋格”，可以受勋田，升官授赏都有明确的法令规定。
再加上还可以免赋税，所以那时候，家里穷都是不让你当兵的理由。
当时招府兵的规矩是“财均者取强，力均者取富，财力又均，先取多丁。”
这意思就是，家里富裕程度相仿的，要身体好力气大的；身体差不多的，要家里富裕的，钱和身体都相仿的，要家里孩子多的。
这么个挑法，说明可选择的余地多，大家都哭着喊着要去当府兵。
等到贞观中后期，一听说要征兵，老百姓恨不能都跑没影了，哪还有什么选择余地，捡到筐里的都是菜。
于是，府兵的战斗力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。
关于府兵制的内容，咱就不多讲了，这个内容要是细讲，够开一门课的。老布说几个结论性的内容，大家知道就得了。
首先府兵制是保证唐朝社会稳定的基石。
唐朝有名称和位置可考的折冲府，共有六百多个，关中地区就有289个，有府兵26万，占全国府兵总数的一半以上。
这就是唐朝军事结构的初始设计，叫“强干弱枝”。
等到后期边疆镇兵越来越多，折冲府里全是老弱病残，军事结构变成了“强枝弱干”。
其次，府兵制的运行规则是打完了仗，士兵都回到了折冲府里，士兵和将领之间形不成雇佣关系，军队是国家的军队。
等到了晚期，镇兵长期跟着固定的节度使混，军队都快成私人武装了。
另外，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，均田制执行得好，府兵制才有保障。
而均田制是唐朝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则，之后府兵制的崩坏，根本原因是均田制遭到了破坏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整个唐朝社会的运行规则发生了改变。
这种制度上的根本性变化，是出现安史之乱的基础原因。
说真的，我真不认为安禄山能力有多高，打仗其实也打得乱七八糟。你看哪个唐朝名将的排序里有安禄山，就他这辈子打得那几仗，给李靖提鞋都不够格。
其实，从唐朝创立开始，就有胡人将领领兵打仗，贞观时期咋没出个安禄山？
道理很简单，这不是谁忠心，谁不忠心的问题，而是当时的制度根本就出不了。
那时候要有谁敢乱蹦跶，脑袋给你打成漏勺！
我们从府兵制的变化，这个事儿上，能看出很多唐朝的社会问题。
咱们再回来说薛仁贵，他带着这帮府兵，走到青海的时候，就已经是疲惫之众了。再加上天冷点，高反脑瓜子疼，粮草又被论钦陵抢了，全军崩溃也不算很意外。
另外跟地利有关的还有一点，就是对道路的熟悉程度。
咱们之前说过，薛仁贵走的道路唐军不陌生。
贞观八年，征吐谷浑时侯君集走过，贞观十五年李道宗送公主走过，但别忘了，唐军熟悉的只是道路主线，青海高原上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。
从薛仁贵进军的路线上看，他是兵至大非川后，带精锐前出乌海，至河口交战，而后返回乌海城等待后续部队。辎重被劫以后，再从原路返回大非川。
这说明，唐军觉得有把握的路线，就这么一条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唐军在青海的军事行动，基本上没有回旋空间，论钦陵就是拿脚后跟想，都知道唐军会怎么走。
这就是论钦陵能用空间换时间，集合重兵一口一口吃掉唐军的根本原因。
再有一点，薛仁贵深入青海腹地以后，就已经脱离了前线基地的补给半径，唐军只能依靠自身携带的辎重补给。而薛仁贵又在大非川分兵，带精粹前出，这其实是给了论钦陵机会。
那么薛仁贵的安排有错误吗？
其实也没有，薛仁贵没有其他的选择。
带着辎重徐徐而行，这不是打仗，是旅行。
薛仁贵自己都说“若引辐重，将失战机”[4]，更何况短暂的夏季即将过去，薛仁贵能做的只有寻找战机重创吐蕃，打崩吐蕃的军心士气，然后再说下一步的图谋。
游牧民族的狼群战法谁都清楚，李治在向大臣们问计的时候，契苾何力说得非常清楚：“吐蕃介在西极，臣恐师到，兽窜山伏，捕讨无所得，至春复侵吐谷浑。”[5]
这话的意思就是，吐蕃在西边极远的地方，我担心唐军到了，他们都跑没影了，咱们还追不上。等咱们走了，他们又回来了，接着骚扰吐谷浑。
这就是典型的游骑战术，唐军心里很清楚，但就是没办法。
所以，你觉得薛仁贵能选择唐军抱成一团，带着辎重慢慢的，在青海荒原上行军吗？！
我们再来说吐蕃军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唐军的进攻路线是从北向南推进，在深入青海腹地后，蕃军并没有正面硬钢。
唐军精锐在河口的大胜，要么是吐蕃没有预见到，唐军的行动会如此之快，要么就是唐军遇到了在后方放牧的部落民众。
但等到围歼郭待封的时候，集合二十万众就明显是从四面八方集合而来的部众人员了，不完全是战斗人员。
而由论钦陵率领的蕃军主力，大概率是从都兰、香日德地区，取通新疆的碛[qì]尾古道，直接抄了唐军的后路。
现在在都兰发现了吐蕃时期的王族大墓，在香日德发现了吐谷浑的祭天观象台遗址，以及吐蕃时期的墓葬。[6]
可见这两个地方在吐谷浑时期都是重要所在，吐蕃控制青海已有七年，不可能不用吐谷浑的城镇资源。
这也说明，蕃军对青海道路的认知，明显超越了唐军。
另外还有一点，吐蕃还拥有战场的选择权。
在《册府元龟》里有这么一条记载，“其境内诸山川亦遍出泉，其泉口大者丈余，小者一二尺，水深尺余，其马历泉口行止之，勇不失脚。与汉战，辄引入此地，汉马颠踬，因而败绩。”[7]
这话是啥意思呢，就是说大非川附近的地貌有个特点，就是草原上有很多泉眼。这些泉眼大的有丈余，小的有一二尺，泉眼深度有一尺多。吐蕃这边的马对地形熟悉，走到泉眼边上就停了，连脚都不湿。等到和唐军作战的时候，就有意把唐军引到这种地方来作战，中原的马匹不熟悉地形，马蹄踩到泉眼里纷纷翻倒，因此遭受败绩。
这说明，吐蕃在海拔高度、道网掌握、战场选择，三个方面都有碾压性的优势，所以从地利角度上说，唐军再次完败，优势尽在吐蕃一方。
最后再来说说人和的因素。
咱们在讲吐谷浑的时候，就曾经说过，吐谷浑国内的政治生态是慕容王室算一拨，本地的豪酋势力算一拨，二者之间一直都博弈。
唐朝的政策主要是在王室层面下手，而吐蕃则主要拉拢本地羌酋。
最后吐蕃来了个地方包围中央，把吐谷浑王室给撵跑了。
但问题是撵跑了王室以后，李治一直没给出明确的反击，就这么拖着，一直拖了七年。
在这七年里，吐蕃保留了吐谷浑王室，扶持亲蕃大臣，举行会盟、设置东岱、清查土地、组织部众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。
薛仁贵打完河口之战后，回军驻扎的乌海城，就是吐蕃设置的乌海东岱所在地。
等到薛仁贵出兵青海的时候，吐谷浑的部众已被吐蕃彻底消化，论钦陵能集合数十万人马围歼唐军，说明对吐谷浑已到了如臂使指的程度。
吐蕃对吐谷浑人力、物力的充分利用，使吐蕃的经济、军事实力大增。吐谷浑被吐蕃打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给养基地，持续不断地向吐蕃提供军事资源。
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，吐蕃曾经多次在吐谷浑进行大料集。
王尧、陈践先生编撰的《吐蕃简牍综录》里也记载，吐谷浑人还承担了运粮、驻守哨所、探听情报、守卫基地等工作。[8]
由此，吐蕃就避免了，唐朝府兵从家乡奔赴边疆，路途遥远的问题，形成了一种可以快速运作的军事体系。
所以，吐蕃军队的优势，并不在数量，而是它的机动性和运作效率，超过了唐军。
吐谷浑的这种作用，就是哥舒翰奏折里写的，“苏毗一蕃,最近河北，吐谷浑部落,数倍居人,盖是吐蕃举国强援,军粮兵马,半出其中。”
这么看起来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唐军一样都不占，怎么可能打胜仗呢？
而且，这些劣势领兵的薛仁贵会不知道吗？
他当然知道，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难道他能跟李治说，“这是个必败之局，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！”
说完了这些，咱们再回头看，薛仁贵在战败之后的慨叹：“今岁在庚午,不应有事西方, 邓艾所以死于蜀, 吾固知必败。”
大家觉得这句话应该怎么解读，反着我看到有人写文章是这么解释的，“薛仁贵是个不敢面对失败的人，所以他把失败归咎于天象”。
咱们前面讲了三期，您觉得这种解读方式合理吗？
薛仁贵是这盘大棋上的一个棋子，他只能行使一个棋子的使命，他不能改变对局的态势，也不能改变战场格局。
其实，从踏上青海那一刻开始，薛仁贵就在赌命，赌能找个机会重创蕃军，逼吐蕃撤退。
如果赌赢了，那就是命好，又是奇功一件。
只可惜，论钦陵没犯错误，那等着薛仁贵的，就必然是惨败。
等到败局已定，薛仁贵还能说啥，能说这事儿都赖皇上吗？
他只能说，天象就看出来了，我当有此败！
这其实就是局内人的悲哀！
同样的悲哀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，能做的都做了，没办法！
参考书目：
[1]、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八》_司马光主编；
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，言御吐蓄之策，以为：“理国之要，在文与武。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，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知方略，是皆何益于理乱哉！故陆机著《辨亡》之论，无救河桥之败，养由基射穿七札，不济鄢陵之师，此已然之明效也。古语有之：‘人无常俗，政有理乱；兵无强弱，将有巧拙。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，勇力为末。今朝廷用人，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，彼皆庸人，岂足当阐外之任！李左车、陈汤、吕蒙、孟观，皆出贫贱而立殊功，未闻其家代为将也。
“夫赏罚者，军国之切务，苟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尧、舜不能以致理。议者皆云：近日征伐，虚有赏格而无事实。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，徒惜勋庸，恐虚仓库。不知士不用命，所损几何！黔首虽微，不可欺罔。岂得悬不信之令，设虚赏之科，而望其立功乎！自苏定方征辽东，李勋破平壤，赏绝不行，勋仍淹滞，不闻斩一台郎，戳一令史，以谢勋人。大非川之败，薛仁贵、郭待封等不即重诛，向使早诛仁贵等，则自除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！臣恐吐蕃之平，非旦夕可冀也。
“又，出师之要，全资马力。臣请开畜马之禁，使百姓皆得畜马；若官军大举，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，则皆为官有。彼胡虏侍马力以为强，若听人间市而畜之，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。“先是禁百姓畜马，故元忠言之。上善其言，召见，令直中书省，仗内供奉。
事。
[2]、《唐代农民的军功情结》_孙立家；
唐初征人是一年轮番一次，后渐增至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。开元五年敕，碛西诸镇，路途遥远，“其镇兵宜以四年为限，其余诸军镇兵，“各依旧三年、二年为限”。
也就是说，各地军镇的轮番期并不一致，而且各地很少认真执行，随意延长征戍期限司空见惯。天宝末，漳浦人勤自励“随军安南及击吐蕃，十年不还”，其妻被迫改嫁。”闺乡人梁文贞少从征役。比回，而父母皆卒，文贞恨不终养。”梁文贞在外服兵役多少年，史文没有交待，但他“少从征役”时，父母健在，等他复员回乡，父母早己身故，出征显然不是二三年的事。艰苦的生活，漫漫的长役，使人无法忍受。因而，桂林戍兵在放回期限一再被推延之后，发动了由庞勋领导的武装起义。
农民从军，不可能有生命安全保障。太宗贞观中，人们为了逃避征戍，“己有自折肢体，称为福手福足之事’。可以推知，此时人们己将兵役视为畏途，其后各朝更可想而知。《通勤》卷216云“制大募两京及河南、北兵以击南诏…未战，士卒死者什八九，莫肯应募……”。农民从军当兵，生命系于一线。
唐人皮日体说“蛮围我交趾，奉诏征许兵二千征之”。结果是“去为万骑风，住作一川肉。昨朝残卒回，千门万户哭”。卢全记述一位有病的军大‘行多有病住无粮，万里还乡未到乡。蓬鬓哀吟古城下，不堪愁气入金疮”。战士的悲惨处境跃然纸上。可见，对农民来说，高官厚禄、良田美宅的背后是家庭的妻离子散，甚至伤残与枯骨。
[3]、《唐朝时期府兵制中“兵”的地位变化述论》_李程；
[4]、《旧唐书·薛仁贵传》_刘昫（后晋）;
[5]、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_司马光；
总章中，议徙吐谷浑部于凉州旁南山。帝刈吐蕃之入，召宰相姜恪阎立本、将军契苾何力等议先击吐蕃。
立本曰：“民饥未可以师。”
何力曰：“吐蕃介在西极， 臣恐师到，兽窜山伏，捕讨无所得，至春复侵吐谷浑。臣请勿救，使疑吾力困而骄之，一举可灭也。”
恪曰：“不然，吐谷浑方衰，吐蕃负胜，以衰气拒胜兵，战必 不亢，不救则灭。臣谓王师亟助之，使国幸存，后且徐图可也。”
议不决，亦不克徙。
[6]、《吐谷浑交通格局新论》_郭声波，苏阳；
羁縻都州，贞观十二年以内附黑党项部落建。今都兰县香日德镇南科学图( 一作克肖图、考肖图) 村有吐谷浑祭天观象台遗址和吐蕃墓葬，
反映吐谷浑时代已在香日德绿洲建有城镇，可能是陪都之一，羁縻都州盖得名于此，也应是隋西海郡辖下之威定县治地。如前“白兰路”条所论，其地原属白兰，可能即白兰故都，吐谷浑以为鲜卑大姓破丑氏封地，然旧名犹在，名之曰“白兰故城”可也。北魏高凉王拓跋那征讨吐谷浑，浑主慕利延自树敦城经大非川再经由“白兰”西渡流沙，逃遁于阗。北魏军队撤走，慕利延沿旧道返回“白兰”，即缘此故。
[7]、《吐蕃军事战略战术简论》_贺冬；
吐蕃占领区，山川险峻，沙海浩邈，境内有冷瘴、苦水、冰雪、泉 湖、激流、乌泥，吐蕃常据险攻守，诱敌于绝境，以举围歼之。
“其境内诸山川亦遍出泉，其泉口大者丈余，小者一二尺，水深尺余，其马历泉口行止之，勇不失脚。与汉战，辄引入此地，汉马颠踬，因
而败绩……有可跋海，去赤岭百里，方周七百里，水苦不可饮……其国因险而为防焉。”
梳理唐蕃军事战争年表，可以发现唐蕃战争前期，唐军由于不熟悉吐蕃所处的高原地形，常常在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，而吐蕃军队利用有利地形布阵设伏，诱唐军于险境，避其锋芒，以逸待劳。
[8]、《浅论唐蕃大非川之战》_卢亮华；
